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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解医疗纠纷 “医调委”究竟改变了什么?
2013-02-19 08:41:46   来源:人民网   评论:0 点击: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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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医疗纠纷调解现场。本报资料图片

  编者按

  近十年间,我国医疗纠纷日益增多,根据卫生部统计,2008年~2011年,医生遭遇暴力袭击事件从3.7%升到4.5%,其中一些恶性案件更是举国震惊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各地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(简称“医调委”)应运而生,它们在调解医疗纠纷、缓和医患关系上发挥了不小的作用。仅以北京市医调委为例,2012年,该医调委共接待来电来访3312例,接到调解申请1945例,受理1836例,调解结案1745例,调解成功1241例,成功率约为71.12%,紧急出现场61次。

  医调委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?在调解医患矛盾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?春节前后,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。

  很多纠纷因一句话引起

  记者来到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时,整个医调委的4个调解室都坐满了人,大厅里的两张桌子也坐满了等待调解纠纷的患者家属。

  调解员王东原是北京一中院的一名退休法官,她向记者讲起了这里的工作。

  在王东的感觉里,不少医疗纠纷都是因一句话而起,如果医疗机构态度好一些,多说一句安慰的话,就能避免很多纠纷。王东给记者讲了两个案例。

  一位身患传染病的孕妇在北京某传染病医院生孩子,生产前一晚9点多检查孩子还正常,第二天遵医嘱打催产针准备生产时,发现孩子没了胎心,死了。患者家属不干了,在医院里闹了起来。医院请求医调委派人到医院调解。

  当调解员赶到医院医患办公室时,20多平方米的屋子站满了愤怒的家属。他们见到调解员的第一句话是:“他们把孩子弄死了,不仅不道歉,还说死个孩子正常。”

  王东立即当着患者家属的面对医院医患办公室主任说:“无论如何,说这种话是极不负责任的。医院死人是正常,但毕竟人家是丧主,而且怀胎十月的孩子死了,至少应该说一句安慰的话。”

  在医院方首先道歉后,患者家属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。通过解释,最后患者家属也理解了孕妇患传染病生产的危险性。

  还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到医院抽血,被告知结果是溶血,得重新抽血化验,他不相信自己溶血去检验科找样本时,听到检验科一个工作人员说,根本没他的样本,于是他产生怀疑,“我因糖尿病需要定期验血,从没溶血过。到底是没有我的样本?还是真溶血了?”之后,在他向医院多个部门询问的过程中,不但没有解开他的疑虑,反而是一些医务工作者的态度激怒了他。

  他对王东说:“大姐,太气人了,一个化验费才百十来块钱,而且我还是公费医疗,这个根本不是钱的事,但他们这里推那里,那里推这里,其实只要说句好话,给我好好解释这个事情,我也就不来这儿了。”

  王东感慨说,医院医患办公室是有难处,碰上不依不饶的患者没完没了,但是病人到医院看病心情本来就不好,如果医院态度能好些,可能有些矛盾几句话就能化解了。

  她说,患者是当事人,有些人“轴”在自己的想法里头了,这时候调解员就得想法把患者引出来,让他进入调解员的圈子里,一般的人谈个三四次话,情绪基本上就没那么激烈了。

  现代医学不能治好所有的病

  27岁的农村妇女李芳(化名)本是宫外孕,但所有的前期检查都显示是宫内孕,医院就按宫内孕保胎,结果造成大出血不得不切去一侧卵巢。医调委医学专家认为,因为现代技术不能够100%查出宫外孕,所以医院无责。

  一位患者由于血管先天畸形,在一次大手术后死亡。家属要求赔偿120万元。在经过仔细调查取证后,未找到医院过失依据,所有操作都符合诊疗规范,原因是手术前无法发现血管畸形,只有打开了才能发现,所以医院无责。

  这两起医疗事故原本医院无责,但由于患者家属不能理解,仍然与医院方面发生了冲突,最终闹到了医调委。

  王东对记者说,到这里来的一些人存在这样的误区,就是我来到医院,交了钱,大夫就应该给我治好病,出现了不好的后果一定是医院的问题。其实医学技术与食品不同,食品99%没问题也不能给老百姓吃,但医学技术98%有效就可以应用到临床上。

  北京协和医院医务处刘宇副处长认为,任何新的医疗技术都是存在瑕疵的,但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,其使用是十分必要的,风险自然也随之存在。加之医疗机构本身因发展等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,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医患矛盾的增多。

  医学是门复杂的学科,人类对疾病的认知还很有限。专家指出,目前,现代医学已经命名的疾病有7000多种,能够彻底治愈的疾病为数不多。但患者往往觉得“能叫得出名字的病就该有得治”、“别人能治好自己就能治好”,这种巨大的认知差距,是埋下医患矛盾的最大诱因。

  医疗工作疏忽不得

  虽然由于医院的疏忽不作为造成伤害的纠纷并不是很多,但每一起这样的纠纷都给调解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很多调解员都说,即使纠纷处理完了,心里还会难受好几天。

  有一次,调解员们通过一家医院急诊室里的监控录像,眼看着一个17岁的花季女孩因车祸受伤被家人送到急诊室后死去,而医生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检查、实施抢救,医院给出的抢救记录跟录像根本对不上。最终医院给予了死者高额的赔付。

  调查显示,2011年,32%的医护人员曾遭遇医患冲突,85%以上医疗纠纷是由于医疗安全方面的问题所引起的。

  业内人士指出,不可否认,有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医风上存在问题。但另一方面,由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,很多大型医院的医生都处于超负荷工作,以北京的部分大医院为例,医生从早上8时开始接诊病人,中午12时也无法准时下班,一上午要接诊50多个病人。医生没时间上厕所,没时间喝水,而病人又觉得大夫没时间跟他多讲话,医患矛盾由此产生。

  一位北京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对记者说,现在工作压力很大,外面那么多病人在等着你,你必须思想高度集中,在两三分钟内给患者做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处方,不能有丝毫懈怠。

  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主任邓利强认为,现在很多医院都开设了假日门诊,医院把医生的弦绷得很紧,可以相对缓解看病难,但却留下了医疗安全的潜在隐患。

  这只是权宜之计

 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认为,医患纠纷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公益性下降。

  他认为,公益性是公立医院的“灵魂”。这就要求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政府财政投入。否则,传统医患间的信任关系难免转变为利益博弈关系,表现在患者看病难、看病贵,医生工作时间长、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、社会地位降低等,导致医患矛盾紧张。

  邓利强对记者说,目前老百姓把对看病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转嫁到了医生身上,这需要医院和患者双方都要改变心态,变相互猜疑为相互信任。

  “就好比一个人去开会,吃住行都免费,他的要求就不会太苛刻。但如果全部自己掏钱,他就会考量所花的钱是否与得到的服务相匹配,就有了要求权。”在香港,看门诊只需交10元港币的处方费,如果住院一天,一个人100元港币就包括了吃住治疗所有的费用。

  邓利强说,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承担了对公民生命健康权的法定责任和义务,这个义务表现在患者不是不掏钱,但会让患者确确实实感受到在享受一种社会福利。这时患者不会再怀疑医生是为了挣钱而让病人做检查,再多的检查患者知道都是为了治病。

  对于目前各地纷纷建立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,邓利强认为,这只是权宜之计,能在短期内起到社会“减压阀”的作用,但医患纠纷最终的解决方式应是司法途径,这是任何正常社会应有的理性。




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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